当东方遇上西方
西方哲学是很讲究理性的,他们的主要目标是“解剖”这个世界,找到事物之间必然存在的种种互动、因果关係。因此两千多年来,西方哲人的主要工作都围绕在“逻辑化”所有事情上面,而同样的方法当然也就被应用在管理学的研究。
但管理与物理最大的不同,是物品受到外力干扰后的反应,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准确被预测的,但当对象换成是人,不仅不同人碰到不同事物会有不同的反应,就连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碰到同样的事情,都有可能出现非常不一样的反应。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虽然已经近一个世纪,但事实上一直只绕着非常表面的层级打转,因为迟迟没有把“人性”一併考虑进来。
相对的,东方哲学比较注重“自我”的探索,因此一直以来也比较真诚的面对像是品德、态度、待人处世等等非完全理性的题目。当然这些道理很难“传授”,必须要靠个人的“领悟”,因此最终衍生出了很多看似“迷信”的行为 — 到庙里拜拜祈福,其实不是真的会有神明保佑你,而是因为你心安了,自然就比较不会犯错。
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过程,我们也开始看到无论是哲学、科学或是管理学,都有越来越多东方与西方在互相刺激的现象。
运气与成功
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打拼.
从东方的角度,“运”虽然是一种无法控制的东西,但老祖宗早就留下“公式”,说我们只要多做好事,多积阴德,就可以换取更多的“福报”。当你用西方的角度去看,“做好事”与“得好运”这样的因果或许可能有正相关,但实际上很难采集资料与证明,可想而见为什么很少学者愿意去研究。
但如果你要说运气跟事业成功没有关系,那绝对是完全错误的论点。事实上,如果你去跟所有成功创业者聊聊,他们都会跟你说运气在一路上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。
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运气与成功之间的关系,但又不能只是叫人们要多做好事,而这次 Collins 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角度,他去分析了 Great by Choice 七个成功与失败的对照组公司之间,关键的好运与坏运事件,并且做了数量上的比较。
结果发现,在研究的数十年历史里面,成功组的公司平均每家得到了 7 次的“好运事件”,以及 9.3 次的“坏运事件”,相对的,失败组的公司平均得到了 8 次的“好运事件”与 8.6 次的“坏运事件”。简单的说,也就是成功组公司得到了更少的好运,更多的坏运。
Return on Luck 运气报酬率
这当然不是证明好运与成功是负相关 — 14% 的差距应该不足以解释数倍到数十倍的市值鸿沟,当然更不是证明坏运与成功是正相关的。Collin 证明的,是无论成功组或是失败组,他们从幸运女神那里得到的眷顾,其实是一样多的。
“那不是白忙一场?”你说。是,但幸好 Collins 的团队并没有在那里就停下来,他们更进一步的去分析了两种公司如何处理这些运气事件,结果发现,原来真正的差异就在这里。原来,当好运来临,10 倍者们最厉害的地方,就是用力的抓住这些机会,乘势而上,拉开与竞争者间的差距。而相对的,失败者却常常让机会来了又走,最后什么也没留下。
书中举了 Intel 与 AMD 这组成功失败对照,与他们之间几十年来的战争作为例子。90 年代中期,领先者 Intel 的 Pentium CPU 出现了一个其实很罕见的浮点运算问题,却演变成了巨大的公关事件 — Intel 的厄运与 AMD 的好运,IBM 因此宣布要停止使用 Intel 的 CPU — 大家想要打击 Intel 霸权已经很久,这给了 AMD 抢走大客户的好机会,但结果呢?AMD 自己的 K5 CPU 却延迟了好几个月无法推出,最终,等得不耐烦的电脑厂又回到了 Intel 的怀抱。
这当然不是 AMD 历史上的唯一一次,事实上,类似的状况一而再,再而三的发生。所有的电脑厂都想要 AMD 更争气一点,让他们可以不受 Intel 的主宰,但一次一次,AMD 都自己葬送了大好的机会。
因此 10 倍者不是运气比较好,当然运气很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机会来了,你如何抓住它。Collins 称这个叫做 Return on Luck,翻成中文是“运气报酬率”,也就是把运气转化为实质“报酬”的能力。好运来时,10 倍者能够最大化它的影响,更重要的是,坏运来时,他们还能最小化损失,甚至把阻力转化为帮助组织与商业模式脱胎换骨,Pivot 至更棒位置的助力。
这也就是我们东方人常说的乘势而为, 而终于在这本 Great by Choice 里面,Collins 用西方的研究方法,证明了它是成功者必须具备的关键能力。
最后,就借这篇文章,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有很多的好运,更重要的,都有超高的运气报酬率。